3月10日，美国加州金融保护和创新部宣布关闭硅谷银行，由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接管。作为全美第16大银行，硅谷银行是专注服务于初创企业以及PE/VC的区域性银行，这也导致其客群较为单一及业务状况与科技行业深度绑定。美联储激进加息导致硅谷银行金融投资的利率风险及期限错配带来的流动性风险加速暴露。由硅谷银行引发的储户恐慌以及市场对美国中小银行的恐慌情绪蔓延，引发了美国甚至欧洲部分银行潜在的流动性危机，最终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启用“系统性风险例外情况”，为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Signature Bank）提供强有力政府支持。硅谷银行不同债务工具的兑付方案与中国监管机构2019年包商银行事件相似度很高，次级属性较高、偿付顺序靠后的次级债权/无担保债券未能得到保护，而个人存款和公司存款得到了较高程度保护。中美两国监管机构对于银行不同债务工具的保护力度与惠誉博华银行评级标准中债券评级体系高度一致。惠誉博华通常根据银行债务工具的偿付顺序、资本属性、本息安排的灵活性等因素确定其评级基准及债券相对基准的调整幅度。
事件背景
北京时间2023年3月9日，硅谷银行发布公告称：考虑到当前利率环境，将对公司资产负债结构进行战略调整以提高财务灵活度与资产敏感性，包括（1）出售210亿美元可供出售证券以重新配置到短久期债券并以浮动利率互换（receive-floating swaps）对冲，预计出售后将造成18亿美元税后账面亏损；（2）再融资22.5亿美元，包括12.5亿美元普通股、5亿美元私募和5亿美元优先股；（3）增加银行的定期借款，由2022年末的150亿美元增至300亿美元并以远期启动互换（forward starting swaps）对冲从而锁定融资成本增强流动性。
公告引起市场对硅谷银行的投资亏损及流动性担忧，导致其股价大跌进入停牌，恐慌情绪驱使下储户加速取款造成银行发生严重的流动性挤兑。3月10日，美国加州金融保护和创新部（DFPI）宣布关闭硅谷银行，由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接管。
根植于高科技产业沃土，单一客群及业务结构致使业务经营与科技行业高度绑定
硅谷银行是一家专注服务于初创企业以及PE/VC的区域性银行，近年来优于同业的盈利水平和规模增速使其在资本市场维持较高市值，截至2022年末，硅谷银行总资产2,118亿美元，资产体量位居全美第16位。受益于独特的区位优势，美国近50%科技及医药行业初创企业均与硅谷银行存在业务合作。
硅谷银行的经营战略明确，即围绕硅谷核心价值圈串联关系链条，形成“风投-初创企业-存款-银行金融投资”的加杠杆循环，客群呈现行业高度集中且客户风险偏高的鲜明特点。硅谷银行的信贷投向中56%为资本催缴信贷（capital call lines of credit，以 PE/VC 资本缴纳承诺作为担保的贷款，类同于过桥资金），14%为私人银行，12%为高新技术企业贷款，9%为风险较高的初创企业贷款（收取3%-5%认股权证产生收益）。早期给予PE/VC或初创公司放贷亦可以在后期吸引初创公司存款重回银行，银行继而得到充足资金购买进行金融投资，购买长久期的国债与抵押支持债券（MBS）。
尽管硅谷银行拥有私人银行、投行业务、风险投资等多元业务，资产结构仍以贷款以及金融投资为主要构成。单一客群与业务结构决定了硅谷银行的主营业务与科技行业景气度深度关联，在行业下行周期中极易遭受到连锁冲击。
美联储量化宽松导致硅谷银行快速扩表伴随资产负债结构失衡，激进加息暴露隐患
2020年，美联储为应对疫情对经济造成的直接冲击开始采取一系列量化宽松政策，带动一轮科技企业的科技融资潮，为硅谷银行带来大量贷款融资需求，由于初创企业主要依靠股权融资，闲置资金则存入银行，银行无息活期存款高增，硅谷银行资产负债表得以迅速扩张。2019-2022年，硅谷银行存款总额由493亿美元增至1,731亿美元，其中2020、2021年存款增速分别高达65.1%、85.5%，无息活期存款占比近7成，定期存款占比不足1%。存款资金涌入使得负债端空前充裕，硅谷银行将负债端沉淀的低利息、短久期存款，大量投向低风险、长久期的国债及MBS 。2019-2022年，硅谷银行的金融投资规模由288亿美元迅速攀升至1,201美亿元，截至2022年末金融资产/总资产比重上升至近60%，金融资产中重仓国债和MBS。
在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下硅谷银行产生严重的期限错配，为后续高利率环境引发流动性危机埋下了隐患。一方面，以利率债为主的金融投资受利率波动影响，一旦利率抬升大量金融资产将面临浮亏，且硅谷银行未配置利率互换等衍生品对冲利率风险。另一方面，硅谷银行的负债端以活期存款为主且大多为公司客户，截至2022年末，定期存款占比仅为3.9%，稳定性极弱的核心负债使其在客户经营承压或市场环境变化时易面临流动性风险。
从融资与流动性指标来看，硅谷银行的存贷比持续处于同业低位，2022年存贷比仅43%，根据美国银行业实施银行分档监管，对于总资产在1000-2500亿美元之间且加权短期批发融资小于500亿美元的银行，流动性监管相对宽松，不设置“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例”两项硬性指标作为流动性考核，仅要求定期报送流动性监管指标并进行压力测试，故无法及时监测硅谷银行潜在的流动性风险。
2022年以来，美联储激进加息将硅谷银行的隐患暴露无疑。资产端，无风险利率升高使资产价值持续下跌，利差深度倒挂使硅谷银行借短买长的策略难以为继，由于硅谷银行大部分金融资产以市价入账，浮亏逐渐累积。负债端，融资成本不断抬升使初创公司经营承压，2022年后PE/VC市场增速缓慢，交易量显著下滑。根据硅谷银行披露，2022年至2023年一季度末，美国风险投资交易金额由800亿美元下滑至300亿美元，弱于疫情前水平。股权融资受阻下初创企业的资金消耗加剧，致使硅谷银行的活期客户存款迅速流失。硅谷银行在3月8日发布的最新公告中提到：“不考虑增速放缓的融资环境，客户资金消耗（cash burn）速度已超出2021年两倍。”并预判在2023年上半年客户资金消耗情况仍将持续恶化。负债端资金加速消耗引发的流动性枯竭倒逼硅谷银行清仓其持有全部可供出售证券变现，至此也将长期资产负债错配下酝酿的流动性风险完全暴露于市场。
蔓延风险提高硅谷银行事件系统重要性并获得政府强力支持
截至2022年末，硅谷银行资产规模2,118亿美元，美国政府机构具有足够的能力对其予以支持。由于硅谷银行并非系统重要性银行，所以事态发展初期美国政府并无支持意愿，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曾明确表示将不会为硅谷银行提供纾困（bail-out）措施。
但由硅谷银行引发的储户恐慌以及市场对美国中小银行恐慌情绪的蔓延，引发了美国甚至欧洲部分银行潜在的流动性危机。惠誉博华认为，硅谷银行引发的美国银行体系的蔓延风险成为美国监管机构支持意愿发生转变的重要驱动因素。因此，美国东部时间3月12日（星期日），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为“系统性风险例外情况”（Systemic Risk Exception），在该决议下，FDIC可以采取特殊行动，为未投保的存款人提供保护（详见附录：《系统性风险例外情况的起源、定义和程序》）。联合声明指出，美国监管机构提供政府支持的目的在于通过加强公众对银行系统的信心来保护美国经济。
惠誉博华银行评级标准中，政府支持评级是银行可获得的重要潜在外部支持。惠誉博华通过两步程序来确定银行的政府支持评级。首先，惠誉博华将判断受评银行为系统重要性银行，分析师将根据银行所在系统重要程度以及关键评级驱动因素确定政府支持评级。其次，对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惠誉博华将根据其相对系统重要性予以区分。如果银行满足下列情形之一，惠誉博华将认定其具有较高的系统重要性：
1. 参照监管机构发布的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惠誉博华评估的非系统重要性银行所得系统重要性得分较高，未来可能被纳入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
2. 银行的存款或贷款的市场份额在全国或其经营区域内占比较高；
3. 银行在其授权区域内具有明显优势；
4. 若银行出现违约，将导致银行体系的较大蔓延风险。
惠誉博华认为，作为非系统重要性银行，此次硅谷银行获得美国监管机构政府支持的主要原因与上述惠誉博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的第4点相呼应：如果硅谷银行出现违约，将会导致美国银行体系出现较大的蔓延风险。
但美国监管机构对于硅谷银行不同类型债务工具的支持程度差异明显，次级属性较高、偿付顺序靠后的次级债权/无担保债券未能得到保护，而个人存款和公司存款得到了较高程度保护。该方案与中国监管机构对于包商银行风险处理的方案相似度很高。中美两国监管机构对于银行不同债务工具的保护力度与惠誉博华银行评级标准中债券评级体系高度一致。惠誉博华通常根据银行债务工具的偿付顺序、资本属性、本息安排的灵活性等因素确定其评级基准及债券相对基准的调整幅度。
硅谷银行与包商银行风险处置方案比较
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曾于2019年5月接管包商银行，历时一年半顺利完成包商银行金融风险的化解。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监管机构对于包商银行和硅谷银行不同类型债务工具的处置方案相似度很高。
硅谷银行和包商银行都并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但是监管机构出于防范风险蔓延导致银行体系系统风险的考量，由中央政府层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政府支持：由监管机构接管，央行提供及时的流动性支持。两国政府的支持措施均达到了化解银行风险，稳定银行体系的目的。
对于银行不同类型的债务工具，监管机构的方案均遵循了银行负债的偿付顺序和次级属性。其中个人存款得到了全额兑付，公司存款全额兑付或兑付90%；而偿付顺序靠后的二级资本债或无担保债权则予以减记。
商业银行不同债务工具评级的调整方法
商业银行作为金融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得到政府的高度支持。但是，商业银行的各类债务工具出于其各自的职能和特点，能够获得的政府支持不尽相同，因此风险状况也具有较大差异。例如，此次硅谷银行的处置方案中，储户存款得到了全额兑付，而无担保债权人则将面临一定损失。
惠誉博华根据商业银行不同债务工具的特点，确定了不同的评级调整方法，以反映商业银行各类债务工具的细分风险。对于银行中长期债务工具评级，惠誉博华将以受评银行的长期主体评级或生存力评级为调整基准，并根据相关债项或债务的属性及偿付顺序在基准上进行调整。不同偿付顺序、资本属性、本息安排的灵活性等因素都对调整基准（长期主体评级或生存力评级）的确定、以及相关债务工具评级调整幅度的大小产生影响。由于调整的考量因素相对复杂，我们整理了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上商业银行发行的主要债务工具类型，并简要介绍调整方法。若未来监管机构允许商业银行发行其他类型的债务工具，惠誉博华将根据银行评级标准进行类比，并对相关债务工具进行评价。
附录：系统性风险例外情况的起源、定义和程序
“系统性风险例外情况（Systemic Risk Exception, SRE）”的制定始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银行危机。当时，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处置方案中，除了保护受保存款人之外，还经常保护未投保的存款人和债权人。
1991年2月，国会授权的存款保险制度报告提出，为了尽量降低处置破产银行的成本，FDIC应尽可能地将其保护范围限定在投保存款人；换言之FDIC应当以最低成本处置任何破产银行。然而，上述报告同时指出，"尽管不是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法，当系统性风险出现时，可能需要做出保护未投保存款人的决议。"报告认可FDIC在选择保护未投保的存款人时与美联储委员会和美国财政部密切沟通的惯例，但报告指出，系统性风险的决定需要 "更广泛的政府共识，即存在系统性风险并需要采政府特别行动"，并建议美联储委员会和美国财政部共同做出系统性风险的决定后方可保护未投保存款人。
最终，美国国会将系统性风险判断纳入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修正法案》（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Improvement Act of 1991，FDICIA），但对财政部建议的监管程序进行了修正。当对未投保的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予以保护将会增加存款保险基金负担时，FDIC不得对其进行保护；但若政府宣布“系统性风险例外情况”，则允许保护上述债权人。该法案规定了启动SRE的程序如下：
（1）首先由FDIC董事会和美联储委员会各三分之二以上成员书面建议；
（2）美国财政部长与总统进行协商；
（3）美国财政部宣布批准“系统性风险例外情况（SRE）”。
作出SRE决定后，FDIC将被授权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或协助，以避免主要银行倒闭的潜在不利影响。SRE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首次启用。
来源：FDIC
1.国债主要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AFS），MBS主要计入持有至到期金融资产科目（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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