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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持仍为化解商业银行危机主要手段,部分银行股权重组已现积极成效

惠誉博华 / 金融机构 / 中国 / Tue, 2021年02月23日

惠誉博华正密切关注曾发生信用危机和流动性危机商业银行的最新近况目前此类银行均获得了地方政府或人民银行有力支持以化解风险部分已完成股权 重组的商业银行已经显现出阶段性积极成果。不同于海外经济体大部分商业银行依赖存款保险制度来保护商业银行和存款人的利益,中国政府更多采用 “一行一策”的支持方法,善于使用引入国有背景投资者对商业银行进行重组增信的手段优先提高资本水平化解流动性危机。随着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日渐成熟政府将会拥有更多的手段对出现危机的商业银行采取直接或间接支持措施。

惠誉博华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自1983年人民银行开始仅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起,中国银行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工农中建四大行陆续设立,商业银行完成了从无到有的突破。随着此后多轮的市场化改革,中国银行业逐渐形成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等多层次的银行体系。

在发展过程中,中国银行业也曾面临严峻挑战,如1995年《商业银行法》实施后,四大行企业化改革面临的大规模不良资产尾大不掉问题。中国政府采取筹建四大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对存量不良资产进行剥离的方式,在降低了四大行不良资产率的同时,有效防止了系统性风险的出现。

在接近4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内地累计有3家银行宣布破产,包括1998年因挤兑破产的海南发展银行、2012年因资不抵债破产的河北肃宁尚村信用社和2020年11月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原亚洲银行五百强之一包商银行。

除此之外,仍有几家银行虽未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但也曾出现了严重的信用和流动性危机,市场上对其传闻不断,最近三年间,最具有代表性的为锦州银行和恒丰银行。

惠誉博华针对上述市场上普遍关注的曾出现危机事件的银行,选取了包商银行、锦州银行和恒丰银行对其进行了风险事件回顾和跟踪分析。

地方政府与央行新设城商行承接包商银行辖内业务,二级资本债减记打破同业“刚兑信仰”

2019年5月24日,包商银行被爆出现严重信用风险,被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接管。随后,监管机构对其进行了全面的资产排查,并新设立蒙商银行拟对原包商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内的业务进行承接。

回顾包商银行事件时间线不难看出,设立蒙商银行对其内蒙古省内业务进行承接是化解风险的里程牌事件,不但为化解其暴露出的信用危机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也极大降低了包商银行的挤兑风险。而徽商银行承接了原包商银行内蒙古省外其他分行业务,展现出在中央政府和监管积极推动下,相关部门调用了地方和市场资源对包商银行进行整合和重组,体现出监管支持的意愿和力度。

新设蒙商银行股东中,央行出资设立的存款保险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和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合计持股约45%,这也是存款保险基金成立后入股的首家商业银行。徽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全资子公司建信投资分别持股15%和5%。与原 “明天系” 通过壳公司控股包商银行股份达到89%相比,新设蒙商银行股东国有背景鲜明且相对分散,存款保险基金与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为银行提供持续支持的能力突出。

从新设蒙商银行注册资本来看,200亿元注册资本的规模仅次于城商行中的北京银行和中原银行,排名第三位。惠誉博华认为,相对可观的资本水平也为其承接原包商银行业务的平稳过渡提供了有力保障。

另外,对于2020年11月包商银行发行的二级资本债全额减记事件。惠誉博华认为,二级资本债的全额减记,打破了商业银行同业间曾经的“刚兑”和“牌照信仰”,也体现出监管对于商业银行进一步市场化的决心和方向,不同银行主体间的信用分层将更有利于市场化竞争和银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包商银行二级资本债全额减记符合债项条款规定和资本工具属性,并不代表商业银行失去政府支持,但政府对商业银行各类债务工具的支持情况还需要分类讨论(详见“包商银行二级资本债全额减记影响解析及惠誉博华对商业银行债务工具评级的调整办法”

锦州银行获得央行信用增进改善流动性,引入国有资管公司大幅提升股东支持水平

2019年4月1日,锦州银行发布延迟刊发2018年年报的公告,并导致公司股票停牌。随后,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以锦州银行客户贷款实际用途与信贷文件不一致为由辞任审计师。同年8月,锦州银行发布2018年盈利预警,预亏损约40-50亿元,与2017年全年实现净利润90.9亿元相比,下滑约150%。市场上频现锦州银行资产质量恶化、内部控制混乱和为股东输送利益等诸多质疑。

从最终发布的2018年年报来看,锦州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仅为6.07%,较2017年下降2.37%,远低于7.5%的监管最低标准。不良贷款率上升3.95%至4.99%,ROE与ROA因亏损转为负。受负面消息影响,锦州银行同业融资能力下降明显,其同业负债占总负债规模比例接近30%,严重依赖同业负债的弱势被迅速放大,锦州银行开始出现流动性危机。

2019年6月,锦州银行发布的141期20亿元同业存单由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提供信用增进,支持工具由央行再贷款提供资金,若锦州银行在存单到期日未进行足额兑付,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将会进行补足,这也是央行首次以此工具支持商业银行发行同业存单。此举也表明央行致力于推出多种举措维护中小商业银行的流动性。

2019年7月28日,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发布公告,旗下全资子公司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和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拟投资入股锦州银行,分别受让占该行已发行普通股股份10.82%及6.49%。同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也宣布参与入股,参与受让股份比例为4.33%。

值得注意的是,锦州银行原部分内资股股东负面消息缠身。宝塔石化集团中期票据违约,董事长孙珩超涉嫌票据诈骗罪被逮捕。华泰汽车深陷流动性漩涡,自身经营困难。惠誉博华认为,工银投资、信达投资及长城资产等三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入股体现了政府对于解决商业银行危机时善于使用国有企业对发生风险的商业银行进行增资的方式。工银投资权益控制人为中国工商银行,信达资管和长城资管最终权益控制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三家国有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入股体现了监管和政府对锦州银行很强的支持意愿和行之有效支持手段。

在股权重组完成后,锦州银行进行了大规模管理人员调整,并着力压降之前占比颇高的非标资产。从目前获取到的最新的锦州银行2020年半年报数据来看,得益于不良资产的处置,不良率下降至1.94%,净资产收益率也转正,资本水平较重组前相比存在向好趋势。流动性覆盖率水平2020年6月底仍较低,流动性危机仍未完全得到缓解。

惠誉博华认为,锦州银行引入三家头部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是获得监管认可和政府支持的,三家新晋股东拥有强大的行业资源和政府支持优势,随着锦州银行治理层和管理层的稳定,其在运营上也必将利用其股东资源优势,在化解风险的同时提高盈利能力,提振其信用水平,改善流动性,此次战略重组也为未来其他可能出现信用危机的银行提供了化解思路。

惠誉博华预计,锦州银行将会继续通过多种债务工具补充合格资本。资产端将继续压缩非标资产规模,提高贷款投放占比,负债端逐步减少对同业负债的依赖,降低负债成本的同时进一步改善流动性水平。

恒丰银行持续出清不良资产,国有增资大幅提升其资本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2017年起,恒丰银行因股权管理混乱、资产质量恶化、内部控制失效及流动性紧张等问题引发了严重信用危机,引发市场关注。2018年起,随着监管部门的介入和新的管理团队悉数到任,恒丰银行进行了一连串的改革和转型。

2019年10月,银保监会批复同意恒丰银行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6.90亿元增至人民币112.10亿元。2019年12月,恒丰银行通过非公开发行普通股的方式进行定向增发,引进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战略投资者,总股本由112.10亿元增至1,112.10亿元。其中第一大股东由烟台蓝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随着陆续两次增资扩股,解决了之前股权分散和股东之间关系复杂的局面,股权结构显著优化。从支持角度来看,恒丰银行第一及第二大股东分别为中央及地方人民政府,支持能力强劲。

因资产质量的显著恶化,恒丰银行2018年资本充足率水平为-11.4%,得益于此次增资,恒丰银行资本水平大幅提高。2019年核心一级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较2018年提升23.35%,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9.68%,已高于同期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9.35%的水平。

惠誉博华认为,1,000亿元的增资有效提升了恒丰银行的资本实力,而相对充足的资金保障,也极大增强了恒丰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尤其是中央汇金的入股,显著提升了恒丰银行在行业中的战略地位。此举打破之前恒丰银行陷入的信用危机,信用质量较以往年度大幅提升。

目前,恒丰银行“剥离不良、引进战投”的前两步工作战略已初步完成,其中定向增发引进战略投资者已显现出积极成效,资本水平趋于稳定。其采用现金清收、核销、批量转让等方式剥离不良资产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资产质量改善。

惠誉博华预计,恒丰银行仍会将压缩与处置存量风险资产作为工作重点,依托大力发展零售业务战略,谋求多面发展转型。根据恒丰银行披露的2020年前三季度数据,恒丰银行本行层面已实现净利润40.4亿元,较2019年大幅提升。

中国已健全存款保险制度,采用多元化手段协助化解银行危机

商业银行作为现代金融市场中最为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一但自身出现危机,很容易引起挤兑危机并引发系统性风险。出于对于商业银行和存款人的保护,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对于银行存款保险制度,一般的做法可以概括分为显性和隐性保险两种。

显性保险制度一般而言为国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对存款保险进行立法,并设置相应存款保险机构,在银行出现危机时依靠相应机构对投资人进行赔付,以确保存款人的利益。从而减少银行在出现危机时因流动性无法兑付的风险,提高商业银行公信力,以此稳定存款人信心。目前绝大部分发达经济体都已经完善了该部分体系的建设。

隐性存款制度多见于发展中国家或以国有银行为主要银行主体的国家,一般而言未设立相应危机处置机构或存款保险基金,但在危机出现时,国家会使用行政手段对存款人的利益进行保护,并在一定程度上为银行损失兜底。

从最近二十年经验来看,除发生大规模金融危机导致银行业出现系统性风险外,海外经济体鲜有通过行政或监管手段对单一商业银行进行较为有力的支持,绝大部分仍依赖市场调节、存款保险制度和破产保护制度来实现对各方的保护。

2015年5月,随着《存款保险条例》的施行,存款保险制度在中国正式实施,各家银行向保险机构统一缴纳定额保险费,一旦银行出现无法兑付危机,保险机构将对存款人提供最高50万元的赔付。受包商银行事件影响,在2019年5月央行又设立了存款保险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而随后新设的蒙商银行也成为其第一个存款保险基金入股的商业银行。

据最新已公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存款保险基金专户余额1,215.79亿元,2019年全年归集保费383.60亿元,按照此归集保费的速度,预计截至目前存款保险基金专户余额约1,600亿元,与目前出现危机的城商行存款规模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总结与展望

惠誉博华认为,面对不同商业银行间的风险诱因和水平差异,中国政府采用了“一行一策”的风险化解手段,并采用了多种方法协助已发生危机的商业银行信用增进。目前,利用国资背景企业对于出现危机的商业银行进行增资为有效手段之一,对于三家银行不同的处理方法也从不同层面体现了政府支持的意愿和手段。

但总的来说,政府支持还是强有力且有效的化解危机和推动重组的方式。目前,部分银行经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主导的股权重组转型后,财务指标已显现出积极效果。

惠誉博华在评估政府支持银行的可能性时,主要考量银行所在国政府的潜在援助,并结合相关立法和监管特点,分析侧重于政府提供支持的能力和倾向这两方面的因素。(详见“惠誉博华银行评级标准”

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金融市场整体发展历程较短,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存款保险基金的设立均较晚,但受益于中国国有金融企业地位与资源优势,央行等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隐性支持力度更为强大,应对危机手段也更加多元。从目前政府对上述三家商业银行的支持进程来看,中国政府对于商业银行存在强有力的隐性支持和潜在援助倾向。

相信随着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日渐成熟和存款保险基金的设立,在日后其他商业银行出现危机时,政府将会拥有更多的手段对出现危机的商业银行采取直接或间接支持措施,并综合利用市场化约束和存款保险制度来保障银行和存款人的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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